因此，根本不存在器宇轩昂的骏马，只有温顺听话的蠢驴，在履行公务时从早到晚扮演着狐狸的角色。
这就是来华西方人眼中的由中国特色“打屁股”背后意义。除了那最有权势的第一人，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被打屁股的阴影下，他们不仅要习惯屁股上挨板子的苦痛，还要对这种教育方式表示诚挚的感激。第一位进入紫禁城觐见慈禧太后的西方女性，美国公使康格的妻子萨拉，在她的《北京信札》里更坦言自己无法理解为何中国的任何一个官吏都可以随意打人，而被打的人在挨打后，“

都必须直起身来，说：‘谢谢父母官，您打得好，您教育了我’”——经过两千年的历史，打屁股的人与被打屁股的人在这个国家里已经取得了共识：打屁股的必要的，也是最佳的惩治手段，暴力已经化为习惯从臀部灌输进每一个中国人的体内，尽管这个结论令当代的中国人感到沮丧，但不得不承认康格夫人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这是一个以打屁股治世的国家。”
屁股何时可以不被打？
1933年，以幽默家自诩的文人林语堂，写了一篇《论踢屁股》的文章，在文章里，林以讽喻地笔调告诉读者，踢屁股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绝佳方式，其方法是按照尊卑等级顺序由上级来踢下级的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