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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差不多六十六岁了。“我得搬去牛津。我健康良好，但得有一个人照顾我。”据我所知，在1973年1月份我到牛津探访他时，照顾他的，仅仅是学院分配给他的那座16世纪小楼的四壁，以及女佣。在餐厅里，学院教职员工在菜谱看板前把他挤开。我以为那只是英国学校的风俗，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然而，回顾起来，我不禁想起威斯坦又一行诗，同样难分的邻近性：“沙滩的琐碎。”
这种愚蠢无非是社会不对一位诗人尤其是一位老诗人承担任何义务这个主题的变奏。即是说，社会会倾听一位年纪相当甚至更老的政客，但不会倾听一位诗人。这其中有各种原因，包括人类学和谄媚的。但结论是明白和不可避免的：如果一个政客毁灭社会，社会无权抱怨。因为，一如奥登在其《兰波》一诗中所说的：
但在那小孩身上雄辩家的谎言
爆破如水管：寒冷铸就了一个诗人。

如果谎言在“那小孩”身上如此爆破，那么它在这个对寒冷更敏感的老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事？虽然这番话来自一个外国人，听上去未免太放肆了，但是奥登作为一位诗人的悲剧性成就，恰恰是他使他的诗歌脱去任何欺骗的水分，不管是雄辩家的水分还是诗人的水分。这类事情不仅使他疏离学院教职员工，而且疏离诗歌同行，因为我们大家内心都坐着那个长着红粉刺的青年，渴望兴奋的语无伦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