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不仅将了解时间对人做了什么，而且将了解语言对时间做了什么。让我们别忘记，所有诗人都是“它（语言）赖以生存的人”。这个法则要比任何信条都更能够教导诗人如何保持品行端正。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奥登身上建造很多东西。不仅因为他逝世时其年纪是基督的两倍，或因为克尔恺郭尔的“重复原则”。他无非是服务于一种比我们通常所知更大的无限，而他很好地见证了这无限是可获得的；更有甚者，他使人觉得无限是好客的。至少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应彻底了解至少一位诗人：即使不是作为在这世界上的向导，
也可作为语言的尺码。W. H. 奥登可以非常出色地发挥这两方面的作用，原因之一是它们分别酷似地狱和地狱边境。
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这句话唯一错的地方，是它的时态 ⑦ ，因为语言的本质始终是把一个人在语言范围内的成就放置于现在），而我觉得自己有机会结识他，实属万幸。但是即使我未见过他，他的著作的现实也已摆在那里。我们应该感激命运将我们暴露给这个现实，让我们享受这些丰盛的礼物，这些礼物因为不是特别要给予任何人而显得更加珍贵。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称作精神的慷慨，只是精神仍需要一个人来折射它。不是说这个人因为这种折射而变得神圣，而是说精神变得有人性和可理解。这——加上人是有限的这个事实——已足够让我们崇拜这位诗人。

不管他横越大西洋变成美国人是基于何种理由，其结果都是把两种英语用语熔于一炉，变成——套用他自己的一行诗——我们大西洋两岸的贺拉斯。他所有的旅程——穿越陆地、心灵的洞穴、学说、信条——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起到了与其说是改善他的论据不如说是扩大他的措辞的作用。如果诗歌对他来说曾经是一件关乎野心的事情，